青山遮不住：英语降权拐点已到，分层时代已经到来

英语降权的话题，既然热度不减，就再写一篇。

2025年12月，上海财经大学信息公开网的一则本科专业设置情况显示，该校已停招包括英语在内的12个专业。但如果你就此认为上财“不要英语了”，那就错了——早在2008年，上财就停招了纯英语专业，将其升级为商务英语，定位是“外语+财经+数智”复合型人才培养。

同一个动作，两种解读。这正是当下英语教育变革最真实的写照：“英语降权”不意味着英语退出，而是它正在经历一场从“全民应试主科”到“分层定位工具”的身份重塑。

高校端的信号：专业在收缩，学分在压缩

最直观的变化发生在高等教育端。

2023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示拟撤销英语等6个本科专业。这是985高校中首个明确裁撤英语本科专业的案例。

与此同时，大学英语公共课也在被压缩。浙江师范大学将大学外语从8学分缩减至6学分，实施分层分级教学；东华大学同样压缩了大学英语学分，引导学生运用AI工具提升实际应用能力。深圳理工大学更是直接宣布，今年实验班将逐步取消大学英语，改为跨文化交流课程。

麦可思研究院的分析点出了背后的逻辑：随着AI素养、数据分析、编程基础等新兴课程不断进入培养方案，“有限学分资源必须重新分配，大学英语课程成为本轮学分结构调整的重点之一”。

需求端的收缩：就业数据不会说谎

如果说高校端的调整是“供给侧改革”，那么就业市场的数据则是需求端的真实反馈。

麦可思《2025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24届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月收入平均水平为6199元，而外语类毕业生的“平均入场价”是5839元。

英语专业已经被反复标记为“预警专业”。麦可思研究梳理了河南、河北、山东等8个省份的本科专业预警名单，英语被预警8次，与法学并列预警频次最高的专业。预警的主要依据是省内布点过多与就业状况较差。阳光高考网数据显示，982所本科院校开设英语专业，占本科院校总数超过三分之二，毕业生规模超10万人。就业蓝皮书数据则显示，2024届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月收入为5455元，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74%，均低于全国本科毕业生平均水平。

翻译行业的官方报告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趋势。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张爱玲在2025年接受采访时指出：“优秀的机器翻译已经可以胜任很多场景的沟通需求”，“AI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到翻译的各个环节”。当AI接管了标准化、重复性的语言转换工作，“只会翻译”这一技能的市场定价必然下行。

资本的嗅觉是灵敏的。英语培训市场的结构性收缩，在上市公司的战略选择上留下了清晰的痕迹。新东方在线（后更名东方甄选）从K12英语培训全面转向农产品直播带货，一批英语教师转型为带货主播。董宇辉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个案：这位教过约50万名学生的前高三英语教师，2022年6月因“双语直播”意外走红，成为东方甄选的标志性符号。

但董宇辉能走通这条路，靠的绝不仅是“会英语”。他在直播间里讲诗词、讲历史、讲人生，用知识和表达力构建了独特的个人IP。英语是他被看见的入口，而不是他持续走红的原因。当英语培训的旧模式退潮时，那些拥有复合能力的人和企业，能找到新的出口。

AI冲击的组织逻辑：从10个人到3个人

AI对英语专业就业的冲击，最直观地体现在组织层面的人力压缩。

2025年，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与科大讯飞的合作探索揭示了一个清晰的趋势：AI同传技术让过去主要服务于高端会议的专业级同传能力“飞入寻常百姓家”，每一位需要跨语言沟通的普通人都能拥有一位“不知疲倦、反应迅速的AI翻译官”。张爱玲的判断是，这并非代译员”的零和游戏，而是“人机协同”范式革命的开启——AI“将译员从重复、机械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被“解放”的代价，就是基础岗位的数量压缩。一个原本需要10名专业英语人员处理多语言沟通的企业，现在3个人借助AI工具就能覆盖原来的工作量。 被压缩掉的，恰恰是英语专业毕业生最传统、最大量的就业出口：基础笔译、简单商务沟通、标准化客服支持。留下来的，是需要判断力、专业知识和跨文化协调能力的岗位——而这些岗位对能力的要求，远高于“英语流利”本身。

“降权”不等于“退出”

需要辨析的是，“降权”和“取消”是两回事。

在义务教育阶段，外语课时占比本6%—8%，不仅远低于语文的20%—22%，也明显低于数学的13%—15%，甚至低于体育与健康的10%—11%。但高考层面，英语主科地位至今未被撼动：全国卷英语满分一直稳定在150分，与语文数学并列主科地位。

广州在2027—2029年中考改革中，甚至将英语分值提高至140分。

真正在收缩的，是高等教育阶段的“工具型英语”——那些面向所有学生、以通过考试为目标的公共英语必修课，以及那些缺乏复合能力的纯语言专业。而真正在扩张的，是“英语+X”的复合形态，以及那些需要深度阅读一手信息、判断AI翻译准确性、在真实跨文化场景中博弈的高端能力。

薛其坤的个案：英语始终“够用”，但“够用”的标准由场景定义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院士的英语，是他学术生涯中最弱的一环。

在日本东北大学学习时，导师樱井利夫的实验室被称为“7-11实验室”——每周6天，早7点到晚11点。语言不通的他，一度是实验室里“最不受待见”的学生。

后来他因为优秀的实验成果而被导师推荐到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上作20分钟学术报告。他的应对方式极其朴素：把每个单词、每句话全部写下来，模拟练习了80多遍，最终把演讲时间精确到提前5秒结束。

就是这个英语口语始终带着浓重山东口音的人，学成归国后，带领团队在世界上首次实验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获得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杨振宁先生评价这是“从中国的实验室里头，第一次做出并发表出诺贝尔奖级的物理学论文”。2025年，薛其坤团队又在常压下发现镍氧化物高温超导电性，让镍基材料成为第三类高温超导材料体系。

薛其坤的英语能力从未“变好”到某种统一标准。他的口语至今带着口音，日常交流层面从未达到“流利自如”。但他的英语使用始终“够用”于他的实际需求——在需要精准输出的学术报告场景中，用80遍的刻意练习跨越障碍；在需要深度阅读和判断的专业场景中，用学术理解力弥补语言短板。

一个英语“最差”的人，做出了诺奖级的工作。 这个个案同时打破了两个迷思：英语不好不妨碍做顶尖科研；但英语“够用”的标准，必须由具体场景来定义，而非由统一考试来裁决。

​分层时代已经到来

把以上线索放在一起，一幅清晰的图景浮现出来。

底层：基础英语作为通识保留，但应试压力减轻。 义务教育阶段课时占比6%—8%，大学英语学分压缩，教学重心从语法刷题转向专业应用。

中层：“英语+X”成为专业形态。 上财的商务英语、西南交大的“工程英语方向”，都是这一逻辑的产物。企业需要的不是“会英语的人”，而是“用英语做专业事的人”。

顶层：真正的高端语言能力反而更加稀缺。 在学术外译、高端谈判、文化博弈等场景中，AI的“语境推测”和“文化恰当性”仍然薄弱。这些场景需要的不是“语言转换”，而是“语言判断”和“语言博弈”。

英语不会退出，但它正在经历一场身份的重塑。全民死磕应试英语的边际收益在急剧下降，而按需分层使用英语的理性正在上升。 

拐点已到，分层已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任何顽固坚持英语主科地位的既得利益者，必将在时代大趋势面前被碾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