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就业！就业！它难在哪？

引言：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1270万人，叠加往届未就业毕业生后实际求职人数突破1500万人，可16 - 24岁青年劳动力失业率却居高不下，就业的“体面”与“实需”错位难题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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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个题目，心里其实很忐忑，这种忐忑来自上下两个方面。

来自上头的忐忑是这个话题太敏感，容易触碰某些不可言说的红线，比如唱衰论，或者被扣上制造焦虑的帽子，说你与每天从新闻里说的对着干，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等等，有的是帽子。

来自心底的忐忑是怕自己笔力不济，写不出千万求职人深夜翻遍招聘软件的辗转难眠，写不出刚毕业的年轻人投出上百份简历后全石沉大海的茫然无措。这些画面太具体、太沉重，每一个统计数字背后，都是一张要吃饭、要谋生的活生生的脸，沉重到我不敢轻易用冰冷的“失业率”三个字去概括。

但正因如此，更显这个话题的迫切性，千百万人找饭碗，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

问题究竟出在哪？真是人多事少了吗？绝不是。

先说一个大家见怪不怪的例子，现在各平台都在吵嚷着教师多了的事。

但我看到的却是另一种可笑现象，一边是学校不断合并、裁撤，另一边却是每个教室里都塞满了学生。每个年级超常规地开设班级，但还是不够，还要去借别的学校的教室上课。

是的，这种现象人们可能都会说，这是家长们在争抢优质教育资源。

对，这话没错。那就扩充教育资源吧。所以，这种问题不是教师总量多了，而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

走进各个学校，我们还看到，各学校普遍存在的大班额教学，甚至还有不少超标的五六十人的大班额存在。根据教育部 2024 年发布的数据，我国小学平均班额为 38 人，初中平均班额为 46 人，和 OECD 国家小学平均 21 人、初中平均 23 人的班额相比有较大差距。但我就想问问，这种延续了几十年的大班额模式，适应现在的特色教学、精准匹配因材施教的需要吗？当然不适应，而且是很不适应。那为什么就不能改改呢？搞小班教学，适应特色教学、精准匹配的需要。但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何其难。

难道这也是教师多了吗？早该实行小班制了，早该实行特色教学了。

再说说每年一千多万的毕业生找工作难的事。

很多人都在调侃，现在扫地都用大学生。要我说，如果真的是扫地都用大学生了，那我们的大学生就绝不会多了，一定是少了。

这个问题还是首先出在教育上，我们的社会发展太快，新的业态出现，而我们的教育还没有跟上，学生所学专业与社会所需不匹配。再或者，教育行业还没能及时捕捉到社会对新型人才的需求。

其次是出在择业的观念上，送外卖、跑网约车，在此时的语境里，不再是“不务正业”的代名词。但还记得十年前吗？这些岗位是失业的代名词，是“实在没办法了才去干”的退路。

看看我们现在，还有哪些社会就业的空白地带没有被开发？

养老护理、家政服务、社区托育，这些民生服务需求明明已经呈现爆发式增长：一边是老龄化加速，截至 2024 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3.1 亿，占总人口 22.0%，同时社会普遍存在双职工家庭育儿焦虑，另一边是大量低技能劳动力在低效岗位空转，当前我国就业市场本身就呈现高技能人才短缺和低技能劳动者过剩并存的结构性失衡，仅中国零工市场中低技能劳动工人就已达到约 1.1 亿，AI 技术发展还正在让制造业等领域的低技能、低效岗位逐步被替代。这中间的矛盾，恰恰是政策与市场之间缺乏一座“翻译”的桥梁。

需求是真实的，供给也是真实的，但两者之间隔着信息不对称、职业尊严不对等、培训通道缺失这三道墙。

再看看农村，难道我们的粮食、蔬菜真到了供过于求的地步了吗？村庄的日渐凋敝与城市的持续拥挤，形成了刺眼的对照。当前国内耕地撂荒问题已经愈发凸显，2019 年全国耕地撂荒占比已达到 20%，不少土地尤其是城市周边、村庄周边的耕地正被逐渐撂荒。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青年向城镇转移就业，山区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比例甚至超过 90%，其中拿到大学文凭的农村青年更是大多不屑于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只盯着工厂、公司、写字楼里那些能让他们觉得“体面”的非农岗位，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助推了耕地撂荒。

历史上每一次社会转型，都会经历这种“体面”与“实需”的错位，我前面的指责或许是多余的。

记得 20 世纪 90 年代国企改制时，多少人宁愿守着濒临倒闭的车间，也不愿去尝试那些“不体面”的新行当。可后来呢？那些率先放下身段、走进市场的人，反而在时代浪潮里站稳了脚跟。

如今的情形何其相似。我们一边高喊“人才短缺”，一边又是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挡在“体面”的窄门之外：2026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 1270 万人，叠加往届未就业毕业生后实际求职人数突破 1500 万人，而 2026 年 2 月全国城镇 16-24 岁青年劳动力（不含在校生）的失业率达到 16.1%，相当于每六个走出校门找工作的年轻人里，就有一个人找不到工作。

而那道窄门的门槛，从来不是能力，而是观念。当整个社会把“坐办公室”等同于成功，把“动手做事”等同于将就，那么再多的岗位供给，也填不满错位观念挖就的鸿沟。

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这当然是一种理想。但我们至少应该跟上社会的发展，不断去打破那些固有观念吧。

破解这道题，需要政府、市场与社会三方面同时发力。

政府要做的，不是简单地“给编制”“发补贴”，而是重新定义职业评价体系——让养老护理员、家政服务员、社区托育员这些岗位，拥有与教师、医生同等的职业认证标准、晋升通道和社会荣誉感。

市场要做的，是打破信息壁垒，让供需两端真正“看得见彼此”。平台经济已经证明了它有能力匹配海量需求与供给，那为什么不能把同样的逻辑延伸到养老、家政、托育这些领域？技术从来不是障碍，障碍在于我们是否愿意把这些“边缘需求”纳入主流视野。

社会要做的，则是重塑职业尊严的文化土壤。当家长愿意为孩子选择职业教育时露出骄傲而非无奈的神情，当邻里间提起“我家孩子在社区托育中心工作”时收获的是尊重而非怜悯，那这道观念之墙，才算真正开始松动。而这一切的起点，或许就藏在我们对“成功”二字的重新定义里。当“体面”不再与“写字楼”画等号，当“尊严”不再与“编制”绑在一起，我们才能真正释放出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的活力。

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就业的天地从来不在上面，而在下面、在基层、在那些看似不起眼却关乎千家万户的细枝末节里。

每一次就业结构的深刻调整，都伴随着社会活力的重新释放。就业问题的破解，往往不在于创造多少“高大上”的岗位，而在于能否把社会急需的“细碎活计”组织化、专业化、规模化。

所以，我最想说的是：向下吧，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不是退而求其次的妥协，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进取。当年轻人愿意走进社区、走进乡村、走进车间、走进那些被贴上“不体面”标签的岗位时，他们带去的不仅是专业知识，更是改变行业生态的种子。

草草写下这些想法，权作抛砖引玉。就是希望能唤起大家的关注，共同群策群力，找到解决当下问题的良策。

观念就如这个玻璃，但打破它是何其难！